“爱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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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吴淋姝）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亦称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5起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虐待、重婚案入选。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获悉，被告人刘某坤于2011年9月6日与他人登记结婚。在婚姻存续期间，又隐瞒已婚身份，于2019年与被害人郭某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郭某某之女岳某某（被害人，时年8岁）随郭某某与刘某坤共同生活，与刘某坤以父女相称。2021年1月30日，刘某坤与郭某某生育一子。 2021年1月至7月，刘某坤在家中多次采用拳打脚踢或用钥匙割划身体等方式殴打岳某某及正处于哺乳期的郭某某，致二人全身多处受伤。刘某坤还多次辱骂、恐吓岳某某和郭某某，将岳某某的衣物剪坏、丢弃，并对岳某某、郭某某施以精神摧残。后郭某某报警，刘某坤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岳某某经诊断，呈现抑郁症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法院生效裁判显示，被告人刘某坤与被害母女共同生活期间，长期多次采取殴打、辱骂、恐吓等手段对未成年女童及哺乳期妇女的身心予以摧残、折磨，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刘某坤已有配偶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应依法并罚。据此，对刘某坤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例“典型意义”中提及，虐待是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一种家庭暴力，形式上包括殴打、冻饿、强迫过度劳动、限制人身自由、恐吓、侮辱、谩骂等。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相比，虐待行为并不会立即或直接造成受害者伤亡，尤其是虐待子女的行为往往被掩盖在“管教”的外衣之下，更加不易被发现和重视。但虐待行为有持续反复发生、不断恶化升级的特点，所造成的伤害是累积叠加的，往往待案发时，被害人的身心已遭受较为严重的伤害。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坤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多次辱骂、恐吓，甚至殴打共同生活的母女二人，致二人全身多处受伤，并致被害女童罹患精神疾病，情节恶劣。人民法院对刘某坤以虐待罪依法惩处，昭示司法绝不姑息家庭暴力的坚决立场，同时提醒广大群众理性平和地对待家庭矛盾、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教育子女。需要指出的是，本案被告人在婚姻存续期间与被害妇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构成重婚罪，虽然法律对此同居关系予以否定评价，但并不影响其与被害母女形成事实上的家庭成员关系，不影响对其构成虐待罪的认定与处罚。编辑杨海校对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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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提到对家暴的定义：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李莹介绍，家暴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与孙子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有可能发生。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也规定了具有抚养、寄养等关系的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同样适用。此外，《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一些地方性立法也扩大了家庭暴力保护的范围，比如恋爱关系、前配偶关系等共同生活的人可以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

李莹提出，目前我国对于家暴行为的判定，仍以身体暴力为主，但是在家暴定义中有一个“等”字，则为一些性暴力、经济控制、精神暴力等其他暴力行为的纳入提供了一个空间。在《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中能发现，对于身体暴力的次数是没有要求的，也就是说，在家暴的判定中，暴力的次数和损害后果并不作为判定要求。“只要行使相关行为，家暴这个行为就构成了。”

然而，我国反家暴工作仍存在一些挑战。首先，社会观念并没有形成一个对家暴问题的足够认识。李莹说：“大部分社会公众会认为家庭暴力是小事，不会看得很严重。”李莹提及的观念问题，在相关处理部门中也普遍发生。她表示，案件在处理中往往被当成一次独立伤害事件，不会将其看成“家暴案件”，这导致在推动这类案件的过程中，对于家庭暴力的严重后果是认识不足的。

在处理家暴案件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罪轻化处理”，家暴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的事，这是在推进反家暴工作中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李莹举了一个例子：在某个家暴案件中，当事人的头部、背部遭受多处严重砍伤，最后被鉴定为重伤二级。而这个家暴案件的施暴者仅被判处了五年刑罚。李莹说：“换做一般人之间的伤害行为，可能刑罚会更重，但是在家暴案件中，往往会被认定为是一个家庭纠纷，采取罪轻化处理，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问题。”

吴帆也就反家暴工作的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未来防治家庭暴力的工作需在多个层面深入展开，但关键驱动力在于增强受害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从增能的角度出发，提升其性别平等意识和意愿以及改变现实的行动能力，并围绕受害者构建一个全面的支持网络。这涉及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和庇护所等多维度服务，要能够为受害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帮助他们摆脱暴力环境，恢复正常生活。